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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我不想当主播了。”王莎坐在记者面前，妆容精致，嗓音沙哑。

　　刚到杭州当电商主播时，她计划好了，3年内买车买房，信心满满。当时，她听说，主播月入10万元稀松平常。不过现在，恰好3年过去了，她没挣过那么多钱，也很少再去想安家置业的事。

　　“但不做主播，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干吗。”王莎很快补充。成为主播之前，她是老家山西一家医院里的护士。“不做主播薪水更少，肯定接受不了。”

　　今年初，浙江省商务厅给出一份监测数据，杭州直播相关企业注册数量超5000家，主播近5万名。很快，人们便算清楚了一笔账——杭州每244个人里就有一个是主播。

　　前段时间，一份问卷调查显示，近万名受访应届毕业生中，有六成就业时会考虑网红直播等新兴职业。可以预见，主播人数还会继续增加。

　　从业者多了，市场需求却未扩充，行业内竞争加速，主播薪水不断下降。据统计，降幅普遍在三到五成。留下抑或离开，摇摆不定，反复纠结，可能是很多在杭主播如今的心理状态。

　　不过，这或许是行业发展该有的样子。直播电商不再火爆，回归理性，电商主播也已不是“网红”的代名词，不再代表网红，成为一种普通职业。

　　行业降薪

　　在杭州，很多电商主播很容易被辨认出来。不凭外貌，单凭声音。几乎每个主播的嗓音都是沙哑的。新主播试镜时，直播经验是否丰富，业内人一听声音便能知晓。

　　直播费嗓子。王莎的喉咙总是反复发炎，一旦疼起来就火辣辣的，说话声音也变模糊。刘彤也是主播，她吹空调着了凉，嗓子几乎说不出话，直播时现场同事听着揪心，反复和她确认身体状况，最终原定5小时的直播提前2个小时结束。

　　主播邹茜正考虑换工作，在和记者见面前，她刚结束一场面试。对方要打造一个“日不落”直播间，全天24小时开播，而新人一般被分到“大夜场”，凌晨2时至早上8时上播，因为日夜颠倒，主播能多拿一些补贴，每天50元。

　　工作时间不规律，对于主播而言是家常便饭。若遇到起号的直播间，或者到了上新品的时候，主播得把各种时间都测试一遍，评估出流量状况最好的阶段。“现在无论如何都不想起号，太折磨人。”邹茜之前经历过，有时晚班下播时已是0时，早班又等着6时开播，她4时就得起床。

　　为了冲业绩，直播间里，主播得始终保持状态，“没有人跟你互动，一个小时不出单，你还得自导自演，对着机器自言自语，看着特别兴奋。”刘彤说，“但我是人，又不是机器人，怎么会没有负面情绪呢？”一次上播时，她被提了很多要求，一会儿换个衣服，一会儿灯光太亮，一会儿又说脸太白，不断调整。这些琐事搅得她心烦，下播后便辞职了。

　　刘彤做主播3年，公司换了好多家，“我自己都数不过来，真的。”主播的工作很难稳定，直播项目本身便是快餐式的，“我签的上一家公司本来要播一个账号，准备了10天，人员储备好了，引流视频拍好了，货盘理好了，没等开播，项目撤掉了。”而更多的账号，因为直播业绩不佳，播一段时间后也会停下。

　　以上种种，主播们经常挂在嘴边吐槽。不过这些都不足以让她们离开。这两个月王莎才真正产生放弃的念头——主播行业普遍被降薪。

　　前段时间，王莎想跳槽，面试了两家直播公司，提出底薪2万元，面试官很惊讶，说现在主播就没有给2万元的，最多1.5万元。王莎也觉得惊讶，“以前没有公司压过价，要多少给多少。”她现在的公司里，运营4个账号，有十几位主播，她偷偷打听过，她的底薪最高，每月2万元。最近，有刚入行的新人主播到公司，都说给8000元就干，“真的无法理解，主播之间互相卷，自降身价。”

　　黄金时期

　　“赚钱很容易。”刘彤回忆起2020年，那是主播的黄金时期。

　　电商直播从2016年出现，“当时娱乐主播都不愿意转电商主播，认为带货这件事上不了台面。”天字直播运营负责人大壮说，他是直播间的运营老手。不过很快，人们便见识了电商直播的威力。2017年10月，淘宝原直播一姐直播5小时，帮海宁一家皮草店卖出7000万元的货，几乎“一夜挣下一套房”。一战成名，直播在电商从业者中间“破圈”。而后两年，直播电商的模式渐趋成熟。

　　行业在2020年初迅速扩张。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，“上云”进直播间成为实体商家的“救命稻草”。孙来春在上海创办护肤品牌林清轩，门店大多开在一二线城市，共337家，因为线下经营被“冰封”，最困难时，孙来春盘过账面上的钱，还能活70多天。他亲自上播，第一次直播获得超过6万次观看，销售额超过40万元。后来，公司线下导购争先上线开直播。半个月后，电商销售业绩增长5倍。

　　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。各大品牌、各路商家纷纷设立直播间，唯恐在直播电商的新赛道上落于人后。直播间多了，主播成为稀缺资源。